光绪二年，四月十七，凌晨。

旅顺口还在沉睡，薛超已经站在码头上。海风裹着浓雾扑在脸上，连三步之外的船影都看不真切。他握着一块旧怀表，借着灯笼的微光看时间——凌晨四时三刻，离涨潮还有半个时辰。

“管带，雾太大了。”‘海鸥’号的舵手赵老四走过来，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这时候出海，怕是连航道都看不清。”

薛超抬头看了看天，浓雾压得很低，像一床湿透的棉被盖在港口的头顶上。远处炮台上的灯火只剩下模糊的一团光晕，连山影都分辨不出。

“这雾什么时候能散？”他问。

赵老四摇头：“这季节的平流雾，不好说。运气好辰时就散，运气不好能闷一整天。去年四月有一回，一连三天没见着太阳。”

薛超沉默着。按照计划，他今天要带着“海鸥”号和“信天翁”号出海，测试冯墨研制的那套新式通讯设备。说是“新式”，其实就是两套经过改进的信号灯和几面特制的信号旗，配合一套编码本，可以在能见度尚可的条件下实现十海里以内的通讯。

这套东西放在后世不值一提，但在光绪二年的大清海军里，已经算是“先进装备”了。北洋水师各舰之间主要靠旗语和灯光联络，通讯距离有限，遇到大雾天气基本就断了联系。冯墨搞的这套东西，不过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了优化，加了一套更系统的编码规则。

但就是这点优化，也足够让醇亲王觉得“试验处没白设”。

“管带，要不等等？”赵老四试探着问，“等雾散了些再走？”

薛超摇头：“不等。辰时之前必须出港，午后要赶到蛇岛附近测试通讯，傍晚之前返航。这是给醇亲王报上去的计划，改不得。”

他没说出口的是，这次出海除了测试通讯设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观察俄国船只的活动。最近几天，旅顺港外的俄国船越来越多，名义上是“科考”和“援建”，实际上在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醇亲王要的是“可呈御览的成绩”，陈远要的是“可作凭证的情报”。他薛超夹在中间，两头都不能耽误。

“传我的令，五时整起锚出港。”薛超拍了拍赵老四的肩膀，“雾大就慢些走，沿着岛岸线慢慢摸出去，总比在码头上干等着强。”

赵老四答应一声，转身去传令。码头上顿时忙碌起来，水兵们提着灯笼来回奔走，解开缆绳，收起跳板，锅炉开始升火，烟囱里冒出淡淡的黑烟，很快就被浓雾吞没了。

薛超登上“海鸥”号，站在舰桥一侧，看着“信天翁”号在雾中若隐若现的轮廓。那艘船的管带姓林，叫林永升，是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年轻人，比他小两岁，但已经在海上跑了五年。醇亲王把这个人调来快艇队，说是“充实人才”，实际上也是安插自己的人。

陈远对林永升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可用，但不可全信。”

薛超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用，说明这个人有本事；不可全信，说明他的忠心还在醇亲王那边，不是自己人。

这年头，谁又是谁的“自己人”呢？

“管带，一切就绪。”大副跑过来报告，“可以起锚了。”

薛超点点头：“起锚，慢速出港。”

铁锚破水而出的声音在雾中显得格外沉闷。两艘快艇一前一后，缓缓驶离码头，沿着航标指示的航道向外港驶去。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最终彻底消失在浓雾里，四周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

薛超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五时一刻。

他又掏出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上面记下一行字：

“四月十七，五时一刻，出港。大雾，能见度不足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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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一直到辰时三刻才渐渐散去。

太阳从东边的云层后露出半张脸，把海面染成一片碎金。薛超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朝四周扫视。东南方向，老铁山的轮廓清晰可见，山顶的灯塔在阳光下闪着白光。西北方向，几艘渔船的帆影点缀在海面上，像是散落的贝壳。

“信天翁”号跟在“海鸥”号右后方约两百丈的位置，船头的信号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打旗语，让他们靠到一百丈以内。”薛超吩咐大副，“准备测试信号灯通讯。”

大副爬上桅杆平台，挥动两面信号旗。不一会儿，“信天翁”号开始加速，船头微微左转，逐渐缩短两船之间的距离。

薛超让人把那套新式的信号灯搬上舰桥。那是一个经过改装的多色信号灯，灯罩可以更换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玻璃片，配合一套简单的编码，可以传递几十种预设信息。冯墨在灯里加了一组铜制反光罩，把光线的有效距离从原来的5海里增加到了8海里，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进步。

“先测试最基本的——航向、航速、方位。”薛超对操作信号灯的水兵说，“按编码本上的第一套方案发。”

水兵点点头，开始转动灯罩。红、白、绿三色光按照特定的节奏闪烁，在晨光中不太显眼，但用望远镜看能分辨清楚。

不一会儿，“信天翁”号回了信号——红光一闪，表示“收到”。

然后又是一组信号：绿、白、红、红。

水兵对照编码本翻译：“他们报告说，设备运转正常，信号清晰。”

薛超嘴角微微上扬。这是第一步成功，接下来要测试更复杂的信息传递，包括多组编码组合使用，以及在不同距离和光线条件下的效果。

可就在这时，了望哨忽然喊道：“东偏北，有船！”

薛超立刻举起望远镜，朝那个方向看去。

大约四海里外，一艘灰黑色的船只正缓缓驶过。烟囱里冒着烟，甲板上能看到人影走动。从轮廓和大小判断，那是一艘排水量在千吨左右的兵舰——不是商船，也不是普通的炮舰。

“是什么船？”大副紧张地问。

薛超没有回答，他仔细看着那艘船的桅杆——上面挂着一面旗帜，在海风中展开，蓝白红三道横条。

俄国旗。

他的心猛地一沉。这里距离旅顺口不过二十海里，按照国际惯例属于清国的领海，俄国船出现在这里虽然不算罕见，但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他们又在测绘、又在侦察、又在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准备。

更让他不安的是，那艘船的前进方向——从东北向西南，几乎是贴着岛链外侧行驶，而那个方向再往前十几海里，就是北洋水师正在修建的新炮台工地。

“记下它的船型、航向、航速。”薛超低声对大副说，“还有船上的火炮布局，能看清多少记多少。”

“是。”大副掏出本子，一边看一边记。

薛超继续观察，忽然发现那艘俄国船上也有人举着望远镜朝他们这边看。两个镜筒在晨光中对视了片刻，像是两双不信任的眼睛隔着海面互相打量。

然后，那艘俄国船缓缓转向东南，加速离开了。

薛超放下望远镜，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下令追赶，也没有试图靠近——快艇队这三艘小艇，真要跟俄国人的兵舰起了冲突，连塞牙缝都不够。

但他的本子上多了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