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英租界，四月十八。
李铁柱在天色未亮时便出了门。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头上戴顶旧毡帽，手里提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块豆腐和两把青菜——看上去就是个早起买菜的小生意人。
出了弄堂，他没有朝菜市场的方向走，而是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排旧式的石库门房子，其中一间的门虚掩着，门口放着一把扫帚。
这是他和线人约定的暗号。
李铁柱四下看了看，闪身进了门。
屋里很暗，窗户用黑布蒙着，只有一盏油灯放在八仙桌上。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坐在桌边，面前摆着一壶茶和几个空茶杯。看见李铁柱进来，他站起身，拱了拱手。
“柱哥。”
“坐下说。”李铁柱把竹篮放在地上，在对面坐下，“查到了什么？”
瘦削男人姓孙，单名一个“贵”字，是李铁柱在南洋公司内部发展的线人，职务不高，只是个仓库管事，但胜在位置敏感，能接触到许多外人看不到的东西。
孙贵给李铁柱倒了杯茶，压低声音说：“南洋邮轮失火的事，衙门那边已经结了案，说是电路老化引起的意外。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怎么说？”
“失火那天晚上，我正好在仓库值夜。起火之前大约半个时辰，我看见有两个人从码头上下来，进了邮轮的货舱。那两个人不是船上的水手，也不是码头上的苦力，穿着打扮像是——”
孙贵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像是什么？”
“像是日本人。”孙贵说，“我没看清脸，但他们走路的样子、穿的木屐，还有说话的声音——叽里咕噜的，不是咱们这边的话。”
李铁柱的眉头皱了起来：“日本人？”
“我只是听着像，不敢肯定。”孙贵连忙说，“但邮轮失火之后，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问遍了码头上的人，没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胡老板呢？有没有消息？”
孙贵摇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南洋公司那边已经报了官，巡捕房也找了几天，没有结果。有人说他是畏罪跑了，也有人说他是被火烧死了，只是没找到尸首。”
“畏罪？他有什么罪？”
“邮轮上那批货，有一部分没有报关。”孙贵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胡老板做的是转口贸易，有些货从南洋过来，不在上海上岸，直接转运去北方。手续上有瑕疵，如果较真，够得上走私。”
李铁柱沉默着。
他当然知道那批“手续上有瑕疵”的货是什么——那是通过南洋公司的渠道秘密运往北方的物资，药品、器械、还有一些冯墨指定的特种材料。胡老板是个中间人，负责在上海接货，再转交给陈远安排的下家。
如果日本人盯上了这条线，那就不只是胡老板个人的安危问题了。
“还有一件事。”孙贵说，“邮轮失火之后的第三天，有个洋人来找过我。”
“洋人？什么样的洋人？”
“英国人，四十来岁，穿着体面，会说咱们的话。他问了我一些关于仓库货物进出的事，还问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商人。”
李铁柱心里一紧：“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只是个管仓库的，不认识什么姓胡的商人，货物进出都是上边安排，我只管记账。”孙贵说，“那人也没多问，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我又打听了一下，那个洋人好像是怡和洋行的人，叫史密斯的还是什么的，具体不清楚。”
李铁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涩的味道在舌尖上蔓延。
怡和洋行，英国人，日本人，胡老板失踪，邮轮失火——这些线索像一团乱麻，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
但他有一个直觉：这些事之间一定有联系。
“贵哥，你这几天先不要主动联系我。”李铁柱站起身，“如果有什么紧急消息，还是老办法，在弄堂口挂红布条。我会派人来取。”
孙贵点头答应。
李铁柱提起竹篮，推开门，又回到了弄堂里。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了，街上的人多了起来，有挑担子卖早点的小贩，有赶着去上工的苦力，有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
他混在人流里，不紧不慢地走着，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南洋邮轮的渠道暂时指望不上了。胡老板下落不明，货物损失惨重，就算找到替代渠道，重建信任也需要时间。而岚屿那边等不了那么久——王五的陆路补给虽然已经启运，但那只能解燃眉之急，长期来看，海上运输线必须恢复。
问题是，怎么恢复？
他用脚步丈量着上海滩的街道，走过外滩，走过苏州河，走过十六铺码头。沿途他看到了太多的人和船——英国人的炮舰，美国人的商船，法国人的巡逻艇，还有各色各样的中国帆船。
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一艘停泊在码头边的旧船上。
那是一艘大约两百吨的木质帆船，船体漆成深褐色，桅杆上挂着几张补了又补的旧帆。船尾写着“顺风”两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显然有些年头了。
几个赤膊的汉子正在甲板上修补渔网，船舱里飘出炊烟，像是在做早饭。
李铁柱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看着那艘船，忽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他很久没有联系过的老熟人。
那个人姓杜，叫杜大海，是浙江沿海一带跑船的老手，手里有几条船，专做南北货运输。他不属于任何洋行，也不租用任何公司的码头，自己单干，在黑道白道都有些关系。
几年前，李铁柱刚来上海时，曾经通过中间人认识了他，还帮他解决过一次货物被扣的麻烦。杜大海当时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
这几年，李铁柱一直走的是南洋公司的渠道，没有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