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时节，京郊的田野上一派繁忙景象。

老黄头赶着自家那头瘦骨嶙峋的耕牛，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犁出第一道沟。泥土翻涌的气息混着去年秋收后留下的秸秆腐朽味，被暖风一吹，飘出去老远。他额头上全是汗，但嘴角一直翘着，翘得皱纹都挤成了一朵菊花。

“爹，您歇会儿，我来！”儿子黄大柱抢过犁把，年轻力壮的身子骨往犁上一压，耕牛哞地叫了一声，迈开蹄子往前走。犁铧切开泥土的口子又深又直，翻出来的土块油黑发亮。

老黄头蹲在田埂上，从怀里掏出一个粗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张盖着红印的纸——那是今年新发的田契和赋税单。他虽然不识字，但那几个红印他认得，那是县太爷的大印。往年他家里的二十亩地，有一半是租的，每年要交七成租子给东家。今年朝廷减了赋，东家也跟着降了租，说是“朝廷减四成，东家减两成”，加起来少了六成的负担。

六成啊。

老黄头的手指在田契上摩挲着，指腹粗粝的茧子磨得纸面沙沙响。他想起十年前为了交不起租子被东家抽的那顿鞭子，想起五年前为了借粮把大女儿卖给人牙子的那个雪夜，想起三年前饿死在逃荒路上的老伴。他这辈子吃了太多的苦，苦到他已经不敢奢望什么好日子。

可现在，好日子好像真的来了。

“爹！您看谁来了！”黄大柱忽然停下犁，指着田埂尽头。

一队人马沿着田埂走过来，为首的是个穿着青色官袍的中年人，正是本县的知县周廉。周廉身后跟着几个书吏和差役，还有一个穿着布衣但气度不凡的年轻人。

老黄头连忙站起来，手足无措地想要下跪。周廉快走几步扶住他：“老人家不必多礼。这位是朝廷派下来的巡按御史陆大人，专程来看看减赋的落实情况。”

那年轻人正是从松江知府升任江南道御史的陆秉章。他蹲下身，和老黄头平视，声音温和得像三月的春风：“老人家，今年家里种多少亩地？”

“回大人的话，二十亩。”老黄头紧张得声音都在发抖，“十亩自家的，十亩租的。”

“赋税交了多少？”

“自家的十亩，往年要交三石粮，今年只交了一石八斗。租的十亩，东家也降了租，从七成降到了五成。”老黄头越说越激动，眼眶都红了，“大人，老农活了六十八年，头一回交完赋税还能剩这么多粮食。今年过年，全家都吃上了白面馍馍！”

陆秉章点了点头，从书吏手中接过册子仔细核对。册子上记录得清清楚楚——老黄头家二十亩地，应缴田赋一石八斗，已缴一石八斗，没有多收一颗粮食。

“老人家，县里有没有额外收你们的钱？有没有差役上门吃拿卡要？”陆秉章问。

老黄头连忙摇头：“没有没有！周大人是清官，差役们也规矩得很。今年收税的时候，县衙门口还贴了告示，写明了每家每户该交多少，多一颗粮食都不收。”

陆秉章合上册子站起身，对周廉拱了拱手：“周知县，你治下的赋税清册做得扎实，本官回去定当如实禀报。”

周廉躬身还礼，脸上的表情既欣慰又感慨。他是赵大河的门生，当年在户部当书吏时就跟过赵大河，耳濡目染学了一身算账的本事。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丈量全县田亩，把隐田清了个底朝天。得罪了很多人，差点被人半夜放火烧了县衙，但他挺过来了。

陆秉章又问了几户农家，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赋税确实减了，负担确实轻了，日子确实好过了。有一家农户的女主人从屋里端出一筐刚蒸好的白面馍馍非要塞给陆秉章，陆秉章推辞不过，拿了一个咬了一口，当着所有人面说了一句“真香”。那女主人当场就哭了——她说她嫁过来二十年，这是头一回有当官的在她们家吃饭。

陆秉章翻身上马时，嘴角的馍馍渣还没擦干净。他把剩下的半个馍馍用帕子包好塞进怀里，心想这个馍馍比任何奏折都有说服力。新政好不好，百姓的肚子最知道。一个能让百姓吃上白面馍馍的朝廷，才配得上“天下归心”这四个字。

全国各地的减赋落实奏报像雪片一样飞进京城。户部的书吏们昼夜不停地整理汇总，每隔三天向李破呈报一次进度。孙有余亲自盯着这件事，每一份奏报都要逐字逐句地审核，发现有虚报、瞒报、克扣的，一律严惩不贷。

到三月底，全国田赋减免的汇总数字出来了。赵大河在早朝上奏报：大胤全国田赋较上年实际减免四成一，百姓人均负担降至开国以来最低水平。各地粮仓储备充足，国库银两收支平衡且有盈余。修路工程也已全面开工，北境驰道已完成路基铺设三百里，预计在入冬前可以通到凉州。

李破听完奏报，从龙椅上站起身，走到太极殿门口，看着殿外朗朗晴空。

“赵大河，朕记得你是江南人。”他忽然说道。

“回陛下，臣祖籍苏州府吴江县。”赵大河躬身答道。

“吴江县。好。”李破转过身，目光扫过满朝文武，“传朕旨意，今年秋收后，朕要南巡。第一站，就是苏州府吴江县。朕要亲眼看看，百姓到底有没有吃饱饭。”

大殿中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