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二年九月，松江府。

赵大河站在黄浦江畔的石堤上，望着脚下的桩基工地。从军器局调来的几名老工匠正在指挥工人打桩——石堤垒好之后，堤内船坞的地基果然如方云所料出现了沉降。松江是冲积平原，地表以下三尺就是淤泥层，撑不住船坞底板的自重。如果不加固桩基，远洋大船的龙骨一放上去，整个船坞都会往淤泥里沉。

赵大河为了这地基的事在松江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七八趟。他起初想让嘉兴的船匠用嘉兴本地杉木打桩，试了三根全部开裂；又从军器局调了几根西域精铁试桩，铁桩倒是能打进去，但铁桩与木桩之间无法用榫卯连接，船坞底板的木梁架不上去。最后还是方云从泉州调来的一百根老樟木解决了问题——老樟木轻，韧性好，能在淤泥中撑住底板横梁而不开裂。赵大河站在堤上看着工人们把最后一根老樟木桩打入淤泥深处，长出了一口气。

“赵大人，”松江知府宋廉从堤下走上来，手里拿着一份刚从长安发来的公文，“朝廷已经正式批准了松江市舶司的设立。这份是批文，请您过目。”

赵大河接过批文看了一遍。松江市舶司正式成立，由赵大河兼任市舶使，负责管理长江口至东海沿线的海上贸易税收、港口管理和商船调度。批文末尾有李继业的朱批——“市舶司收入三成留松江，用于船厂运营；七成上交国库，用于西域重建和远洋船队军需。”三成留地方——这个比例比泉州市舶司的两成还高了一成，说明李继业对松江这个新港口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经营多年的泉州。

“宋大人，市舶司衙门的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在船厂旁边那座旧盐仓。盐仓废弃多年，房顶要换新瓦，院子要铺石板，但地基是石砌的，不会沉降。另外，市舶司的第一批税吏从苏州调——苏州市舶司经营多年，税吏有经验。”赵大河收起批文，指着工地上正在搭建的木棚，“还有一件事，松江船厂的工匠宿舍太少了，从苏州招来的工匠只能挤在临时搭的草棚里。我在军器局管工匠管了半辈子，知道不把工匠的吃住解决好，工期一定会拖。”

“赵大人放心，下官已经安排人把船厂西边的几间旧民房征用下来改建工匠宿舍，预计入冬之前能完工。另外，苏州的税吏和泉州的教官到了之后，驿站和学舍也需要提前安排——市舶司新募的本地书吏连最基础的税率换算都不熟练，必须派人从头教起。”宋廉跟在赵大河身后亦步亦趋，手里夹着一本随时记录的册子。这位松江知府在赵大河来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官，如今被推到远洋船厂和市舶司的前台，压力不可谓不大，但他做事踏实，赵大河对他还算满意。

“好。走，我们去看看那位罗斯先生又在新船坞旁边画什么。”赵大河朝船坞东侧走去。那边空地上一群工匠正围着一个临时搭的小木棚，棚顶挂着一面小小的双头鹰旗——费奥多尔的临时工作室。

费奥多尔站在新船坞旁边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卷图纸，正在跟一个罗斯水文军官比划着什么。他已经在松江待了半个月——从长安出发时还是盛夏，到松江时已是初秋。跟他同来的两名罗斯水文军官在泉州待了三天就被方海打发来松江了——原因是泉州船厂人手已经满编，而松江这边正缺水文测量的人手。黄浦江的水文条件与泉州不同——潮差更大，水流更急，含沙量更高，造船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费奥多尔看到赵大河走过来，收起图纸，远远地按胸口行了一礼，然后换成汉话说道：“赵大人，你上次说松江的石堤垒好之后地基下沉了半尺。我刚才跟我的同事们测了一圈黄浦江的水深和流速，发现下游二十里处有一片更合适的位置——水深更大，流速更稳，含沙量也低。等松江的第二艘大船开工时，可以考虑把新船坞挪到那边去。眼下这第一艘虽然已经在这里铺了龙骨，但等船体下水之后要逆流二十里才能入海——这段河道弯多水急，远洋大船吃水深，过弯时必须用拖船。如果能直接把船坞建在下游深水区，省下的拖船费和时间足够多造两艘船。”

赵大河接过水文报告，翻了几页，眼中闪过一丝亮光。他沉吟片刻后说：“下游那片地现在是盐碱滩，需要重新平整，不过地基倒是比这里结实。好，第二艘大船的船坞挪到下游。另外，费奥多尔大人，你的两位同事能不能顺便帮忙测一下长江口的暗礁分布？泉州的老船匠郑师傅虽然懂波斯湾的水文，但对长江口外海的暗礁不熟。我们的远洋大船将来要从松江出海，如果不提前摸清暗礁位置，吃水深的船出去就可能触礁。”

“这个不用你吩咐，他们已经开始了。”费奥多尔微微一笑，“我的同事尤里和谢苗——谢苗就是那个个头最高的——上周已经坐着松江本地的渔船出过两次海，在长江口外三十里处发现了一大片暗礁群，涨潮时水深不到两丈。他们还用铅锤测了淤泥厚度。报告我已经写好了，今晚抄一份给你送过去。”

赵大河拍了拍费奥多尔的肩膀，力道不大但很诚恳。费奥多尔这把老骨头在大胤的土地上跑了快三年，从长安到泉州，从泉州到松江，从谈判桌到水文测量船，比在莫斯科时忙得多，也比在莫斯科时快乐得多。米哈伊尔——那个当年在长安鸿胪寺陪费奥多尔一起被软禁的文官——上个月从莫斯科来信说，大公殿下看到费奥多尔的信之后，在多棱宫里独自对着壁炉坐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费奥多尔这把老骨头，是朕这辈子最不后悔的投资。”